北宋宰相寇准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清官，他不仅幽默风趣、足智多谋而且忠君爱国，深受百姓爱戴，历史剧《亁佑山天书》、折子戏《寇准背靴》等都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优秀传统剧目。
在这些戏中，寇准两袖清风，头上的乌纱帽破烂不堪，接待远道而来钦差用的竟是随手从草帽上拔下来的干草，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真实历史中寇准的豪横作为或许会令你大吃一惊。
三贬三谪，客死异乡
《寇忠愍公准旌忠之碑》中提到：“年十九，一举擢进士第，解褐授大理评事，知归州巴东县，时在太平兴国五年也。”寇准不足弱冠便进士及第，可谓年少有为，此后步步高升，逐渐显露出自己超凡的政治才能，亦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。
他28岁时，因不惧圣威，直言进谏而获得了宋太宗的赞赏，宋太宗曾感慨：“朕得寇准，犹文皇之得魏徵也。”此后寇准真正成为了皇帝跟前的红人，备受恩宠，仕途更是平步青云。
淳化年间，寇凖与张逊相互敌视，某日寇准骑马与好友外出，却碰见一个疯子朝着他的马头高呼万岁，此事被张逊得知后，借机到皇帝跟前诋毁寇准两人当面对质互相揭短，引得宋太宗大为恼怒，各打五十大板，寇准因此第一次被贬官至青州。
寇准处事干练，有勇有谋，是皇帝手下最称心的大臣，他走之后，宋太宗一直闷闷不乐，满心盼望他能够尽快归朝，第二年，宋太宗主动召其回京师，拜为参知政事，不久后又加给事中。
景德元年，寇准43岁，已经成为了一国之宰相，此时辽军趁着宋真宗根基未稳，率大军南下，直逼京都，大宋朝廷惊慌失措，真宗怯懦不决，想要迁都西南，苟且偷安。
是寇准力挽狂澜，一力主张真宗御驾亲征，稳定军心，最终宋将射杀了辽军先锋，打消了辽国吞并大宋的嚣张气焰，战争才暂时平息，两国签订下不平等和约，为双方争取了一段时间的和平，这就是“檀渊之盟”。
寇准在檀渊之盟中所做的努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居功至伟，但是在当时那个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中却因此树敌颇多，在王钦若一伙人的攻讦之下，不到两年的时间，寇准再次被贬至陕州做知州。
此后寇准在官海浮沉，遭贬重升，天禧三年，他重回政治核心，此时他已经年近六十，性格更加耿直，在朝中惹恼了不少人，不久后，刘皇后与丁谓等人联手第三次将他拉下相位，贬谪出京。
这一次遭贬，寇准再无翻身的余地，因为他的政敌丁谓当了宰相，寇准被一贬再贬，乾兴元年，他含冤负屈离开前往广东雷州赴任，那里苦不堪言，连个像样的住房也没有。
宦海沉浮一辈子，寇准如飘萍一叶，据说，他晚年穷困潦倒，62岁客死雷州之时连办后事的钱都没有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
根据《宋史·寇准传》中的记载，寇准“少年富贵，性豪侈，喜剧饮，每宴宾客，多阖扉脱骖。家未尝爇油灯，虽庖匽所在，必然炬烛”。寇准奢侈的名声大而深远，以至于司马光在训诫子孙之时常常寇准举例曰：“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”，莱国公即是寇准死后的被赐予的爵衔。
出身望族，天之骄子
寇准出身于名门望族，其远祖苏岔生曾在西周武王时任司寇，因屡建大功，赐以官职为姓。父亲寇湘于后晋开运年间考中进士甲科，后应诏任魏王记室参军，因屡建功勋，被封为国公，追赠官职至太师尚书令。
寇凖天资聪明，又勤奋好学，十四岁时已经写出了不少优秀的诗篇，十五岁时就能精习《春秋》，他虽然父亲早逝，但家资丰厚，自幼出手阔绰，生活豪奢，进士及第之后尤甚。
寇准早年深受宋太宗恩宠，被赐婚与皇亲宋娥，夫妻二人有钱有势，婚后每天设宴享乐。有一次寇准的舅舅赵午到寇家做客，看到众宾纸醉金迷的生活不禁伤感地感叹道：“你如此沉迷享乐，却也不想想曾经你的母亲是如何勤俭持家的”
寇准听到舅父的教诲满脸愧疚，却不肯悔改，中午他大设宴席请赵午一同用餐，赵午执意不肯，又再次劝道：“你在这里吃得这么好，知不知道家乡遇灾，饿死了许多人。”寇准这才撤掉宴席，请旨回乡赈灾。
寇准贪图享乐，每次准备宴会都会耗费大量蜡烛，使得宅邸内外晃如白昼，当时邓州盛产花蜡烛，然而据史料记载当时邓州每年进贡给朝廷的不过一百只，蜡烛属于珍惜物资，普通人家用不起，一般都是使用油脂，寇准却“寝室亦燃烛达旦”，“厕溷间”也是烛泪满地。
欧阳修以杜衍的“未尝燃官烛，油灯一炷，荧然欲灭。”与寇准对比，劝诫后人，在他看来，寇准才华卓绝却不得善终，其背后的原因与寇准本人的奢靡习性不无关系。
南宋陆游游览巴东，拜谒寇准像之时也作诗写道：“人生穷达谁能料，蜡泪成堆又一时。”陆游也认为寇准晚年的生活之所以穷困不堪，正在于他太过奢侈，耗尽了家资。
而且寇准举办宴席期间，还有众多歌舞乐伎表演助兴，寇准尤爱《柘枝舞》，据沈括记载，南宋的《柘枝舞》需用二十四人共舞方能完成，而曾经为寇准表扬过这支舞蹈的舞姬却说今日所舞“比当时十不得二三”，可见寇准之时若要舞一曲《柘枝舞》需要百人左右。
寇准会客必舞，可见耗费之巨大，而且待舞姬舞完之后，寇准往往赠绫一束以示喜爱。寇准的小妾茜桃因此写诗：“一曲清歌一束绫，美人犹自意嫌轻。不知织女寒窗下，几度抛梭织得成。”
珍贵的绫罗绸缎轻易便能赏赐给舞姬可见寇准出手阔绰，司马光因此在劝导儿子之时就以寇准为反面案例，说：“寇莱公豪侈冠一时，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。子孙习其家风，今多穷困。”
俸禄厚重，骄奢无度
寇准之所以能过上如此阔绰的生活与当时的俸禄制度不无关系，宋代重文轻武，北宋官员俸禄之优厚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。
以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来看，俸禄之高确实惊人，比如从一品之宰相，有料钱贯，春冬绫20匹，绢30匹，绵两，70人的傔人衣粮，薪蒿炭盐等它物。
即使是从五品之中散大夫，如出任相应差遣，就有料钱45贯，春冬绫5匹，绢17匹，傔人餐钱约35贯，在京有职钱30贯，出任地方官则有10顷左右的职田。
当然，高级官员的收入，远远不限于各种规定的俸禄，宋代颇为推崇“以俸养廉”，时常会通过各种方式赏赐朝臣，以提高臣子的待遇，防止贪污腐败，譬如遇上皇帝登基、生辰及郊祀、明堂大礼，有大量赏赐可得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各种名目的恩例，如生前有赆礼，死后有赙赠等等，每次数量之巨，令人咋舌。何况，他们既无守阙之虑，恩荫制度又可保其子弟人人皆能入仕做官，如此优厚的待遇，使寇准有充足的条件过着奢侈的生活。
那么寇准晚年又为什么会如此凄苦呢？这就要说到北宋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之间的俸禄差距了。
乾兴元年，寇准被贬谪为雷州司户参军，官职低微，仅有月俸12贯至15贯，粟禄2石至4石，按规定虽还有2顷至6顷职田，但岁租收入多寡不均，有些地方则根本无职田可言。
王安石在仁宗时论及州县官生活窘迫的境况时就明确指出：“其下州之吏，一月所得，多者钱八九千，少者四五千。以守选、待除、守阙通之，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，计一月所得，乃实不能四五千，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。虽厮养之给，亦窘于此矣”。
在这样的俸禄状况下，北宋生活困难的官员时有所闻，比如仁宗朝的洪渥，“以进士从乡举”，“久之乃得官，官不自驰骋，又久不进，卒监黄州麻城之茶场以死。死不能归葬，亦不能还其孥”，俸禄低微致使死在任上无钱治丧。
寇准一生行事豪奢，他少年及第，备受重用，很受皇帝恩宠，即便后来贬谪到了青州、陕州等地，官职也不低，俸禄优厚，娶的又是皇亲，自然财源不断，生活富足。
然而及至晚年，寇准陋习难改，仍然做不到勤俭度日，每到闲时仍旧如往常一般大肆宴饮，所以一家人坐吃山空，最终耗尽了家产，以至于功高盖世的一代名相不仅客死他乡，连丧礼都无钱操办。
故而钱惟演曾经评价寇准道：“诸君知莱公所以取祸否由晚节奢纵、宴饮过度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