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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黜穷山,一死靡憾,苏轼评其雄文直道,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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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神宗熙宁七年(年),苏轼自杭州调往密州(山东诸城)任知州。路过苏州虎丘寺,寺中有一画像,乃宋太宗、真宗年间著名的直臣王禹偁(chēng)。苏、王二人虽相差三十余年未能得见,但王禹偁不畏权势、三黜而死之名却一直为苏轼所敬仰。

王禹偁[chēng],字元之,济州钜野人

多年后,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谪黄州(今湖北黄冈)。而黄州之地,正是当年王禹偁贬谪之路的最后一站。结束即是开始;在黄州王禹偁结束了他正色立朝的一生,而苏轼则在黄州开始了他起伏跌宕的人生。

苏轼,字子瞻、号东坡居士,世称苏东坡

二人相隔几十年,却在同样的地方,以同样的方式遭受着各自人生的重大挫折。有感于同样的处境,有感于前辈的气节。苏轼遂为其作《王元之画像赞并序》,其中写道“然公犹不容于中,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,至于三黜而死……见公之画像,想其遗风余烈,愿为执鞭而不可得。”

一笔一纸,皆是刀剑;一字一言,皆是惊雷。

一、农家子弟

后周太祖显德元年(年),赵宋王朝即将建立的前夕。王禹偁出生在济州钜野(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)一个世代务农的普通家庭。《邵氏闻见后录》记载“其家以磨面为生”,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寒门子弟。不过王禹偁是一个典型的“寒门贵子”,《宋史·王禹偁传》谓:“世为农家,九岁能文,毕士安见而器之”。

王禹偁画像

九岁能文的王禹偁,显然没有辜负这样的天赋。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(年),王禹偁以省试第一的名次中进士,选任成武县(今山东菏泽)主簿。任期满一年后,迁大理评事,正式任长洲知县,成为宋王朝的基层官员。

长洲县隶属现在的江苏省,位置靠近太湖,属于苏锡常的管辖范围。如今这个地方是江浙一带的富庶之地。而在当年,则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地。能够派到这个地方当知县,绝对不是一个碌碌无能之辈。

在这个职位上,王禹偁一干就是五年,这对于当初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进入仕途,寄希望于入阁拜相的王禹偁来说,确实有点失落,在其词作《点绛唇·感兴》中写道:

雨恨云愁,江南依旧称佳丽。水村渔市。一缕孤烟细。天际征鸿,遥认行如缀。平生事。此时凝睇。谁会凭栏意。

在这首王禹偁目前仅存的词作中,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未来的向往和踌躇。其实他大可不必这般踌躇。至少在同辈的进士中,他已经算是进步神速。但是至少在当时看来,县令这个职位显然是无法满足王禹偁的抱负,“此时凝睇。谁会凭栏意”更是让他的愁绪绵延无期。

而这首《点绛唇》以及其同时期的其他作品,也一改宋初小令雍容典雅、柔靡无力的格局,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面目。成为当时争相传阅的佳作。

点绛唇书法作品

二、直言谏上

雍熙四年(年),太宗久闻王禹偁之才名,召其如京升为右拾遗、直史馆、赐绯。太宗出于对王禹偁的重视“赐绯者给涂金银带,上特命以文犀带宠之”。

所谓赐绯,即指古代朝官的红色品服,文犀带指带有犀角纹理的腰带。向来排斥奢靡,崇尚节俭的王禹偁,对于太宗的赏赐不为所动。在目睹皇室奢靡之风后,当日便上《端拱箴》以“乃犀乃贝,惟珠惟玉。寒不被体,馁不充腹……无侈乘舆,无奢宫宇,当念贫民,室无环堵”斥责皇室好用无度、奢靡腐败。

绯色官服

王禹偁毫无顾忌的一封《端拱箴》,如一记重锤,砸在立朝不过二十余年的宋王朝身上。这是一种极为冒险的举动,很可能会提前终结他的政治生命。毕竟宋太宗一直都不是一个心胸足够宽广的皇帝。后来的事情证明,在王禹偁这个人和这件事上,太宗有着罕见的宽容。

出于各种原因,在宋初文人主位的政治环境下,王禹偁的《端拱箴》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不利影响,太宗皇帝反而对于这位颇为刚直的臣子极为赏识。在这种君容臣直的环境下,王禹偁根据与契丹多年的敌对形势,献《御戎十策》,通过汉代文、景、哀、平诸代对于匈奴形势的对比;指出军事之强盛,不在于敌人是否强大,而在于我方是否能够做到“外任人、内修政”。同时不忘在文章的结尾处夸太宗两句:“今国家之广大,不下汉朝,陛下之圣明,岂让文帝”。

宋太宗赵光义,字廷宜,宋朝第二位皇帝

这篇《御戎十策》鞭辟入里,切中要害。让太宗对于这位善文墨,通政事的臣子更具好感。端拱二年(年),太宗亲试贡士,召王禹偁,赋诗立就。太宗颇为喜悦道:“此不逾月遍天下矣”。

这首诗后来有没有“不逾月遍天下”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这首诗让王禹偁得以拜左司谏、知制诰。知制诰作为宋代草拟外制的核心机关,是当时大多数人成为宰执的必经之路。而王禹偁被安排到这个职位上,无疑是太宗皇帝寄于其莫大的希望。未来入阁执政也是早晚的事情。

宋代张即之所书《待漏院记》宋代张即之所书《待漏院记》宋代张即之所书《待漏院记》

我们在王禹偁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中,能够很直观的感受到他直言不讳的性格,例如其作《待漏院记》中写道:“是知一国之政,万人之命,悬于宰相,可不慎欤?复有无毁无誉,旅进旅退,窃位而苟禄,备员而全身者,亦无所取焉”(文章过长,仅摘取其中一段,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搜索)。

全篇文章,将宰相分为贤相、奸相、庸相三个类型,褒贬之意非常鲜明。且将这篇言辞颇为直接的文章,张贴于待漏院壁上(即宰相朝会前的聚集地),以告诫执政的大臣。可谓是其言昭昭,其行灼灼!

三、一贬商州

淳化二年(年),庐州尼姑道安,以私通人妇为名,诬告著名文字学家徐铉。时王禹偁任大理评事,执法为徐铉雪诬,又抗太宗皇帝疏,执意要论道安诬告之罪。太宗盛怒,解去左司谏、知制诰等要职,贬为商州团练副使。这是一个没有实权,没有俸禄的职位。谪居商州的王禹偁,甚至穷的只能自己开荒种地,才勉强活下去。

徐铉,字鼎臣。五代至北宋初年诗人

贬谪商州确实让王禹偁有些猝不及防,原本仕途顺风顺水,却突然提前离开了政治舞台。即使王禹偁心胸再宽广,突如其来的打击还是让他有些意志消沉。对于同样是诗人的王禹偁来说,商州不仅是其仕途由顺转逆的开端,更是其诗歌具有真正价值和意义的开始。

在谪居商州期间,王禹偁的诗作很大程度上直接反应了他的心理活动,从开始的索然无味,到后来的振作高昂。其诗作也从曲风高扬转变为秋风现实。

如《清明》中:“无花无酒过清明,兴味萧然似野僧,昨日邻家乞新火,晓窗分与读书灯”的清冷孤独,无所慰藉。

《雪霁菊花诗》中:“争偷暖律输桃李,独亚寒枝负雪霜。谁惜晚芳同我折,自怜孤艳袭人香”,的以雪喻人,振作高昂。

北宋初年王禹偁始建该亭时名“睡足亭”

相对于后来苏轼、秦观等贬谪惠州、雷州等蛮荒烟瘴之地。贬谪地处陕西的商州,不过是太宗皇帝对于王禹偁,敢于对抗皇帝权威所付出的代价。从始至终太宗一直都很看重这个于文于政,都颇有建树的臣子。于是在淳化四年(年),即王禹偁被贬谪的第三年,被量移解州团练副使,十一月召回京再次任知制诰。

而此时与王禹偁同期的进士戚纶,还需要通过他的推荐才能任命为县令。相比之下,王禹偁的升迁速度,只能说明太宗确实非常看重他。而且在这期间,王禹偁遭父丧,按旧制需守丧三年。太宗皇帝“夺情起复”,让其带丧办公,足见其对于太宗皇帝的重要性。

四、再贬滁扬

王禹偁不是一个安享“太平”的臣子,在宋初皇室内部问题频出的时期,他的第二次贬谪很快就来临了。

距离他上一次回京任职仅过去十八个月,至道元年(年)五月,宋太祖最后一任皇后宋氏薨逝,群臣不着丧服,王禹偁私下言道:“后尝母仪天下,当遵用旧礼”,后来这句话被有心之人传至太宗耳中。

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的关系我们不需赘述,期间的各种政治关系错综复杂。对于宋氏皇后之死,至少在太宗看来,他不希望按照国母的身份来厚葬。

宋太祖赵匡胤

但是对于王禹偁这样一个奉礼法为尊的儒家门生来看,不以国母之礼葬之,便是不循礼制。在这种情况下,太宗怒斥道:“人之性分固不可移,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。近观举措,终焉不改,禁署之地,岂可复处乎”。

大致意思是;原本希望王禹偁多反省自己,但是看他最近的举止,屡教不改,近侍官署这种地方你就不要待了,于是一纸诏命被贬知滁州军州事。

太宗对于王禹偁的第二次贬谪,显然是一种恼羞成怒的结果所导致的,在礼法和道义方面,王禹偁占据着制高点。所以这一次的贬谪待遇,要比第一次好的多。知滁州军州事可不是一个闲职,掌本州军、民之政,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成员。

而这次贬谪也对王禹偁内心产生了一次重大影响。从此前的铭心仕途,逐渐转变为退处悠然。但同时强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又决定了他不能就此放弃。在诗作《泛吴松江》中写道:

苇蓬疏薄漏斜阳,半日孤吟未过江唯有鹭鸶知我意,时时翘足对船窗

一时的泛舟湖上显然只是王禹偁此时此刻寻求精神安慰的方式,千里之外那个朝堂即使再险恶、黑暗。但那是王禹偁唯一能够施展抱负的地方,面前的一汪江水只能是空作叹息。

泛吴松江

后来的事情证明,太宗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个“爱卿”。至道二年(年)即被贬谪的第二年三月,此时已经病重的太宗仍不忘贬黜的王禹偁,加封其为正五品朝散大夫阶官。同年十一月,王禹偁移知扬州军州。在宋时,扬州是重要的军事镇地,是东南漕运的中枢。太宗在临终前将王禹偁安排到这个位置,明显是有意为之。这样重要的位置,很难不引起下一任皇帝的注意,而召京任职也不过是在旦夕之间。很明显这是太宗送给即将继位的,太子赵恒(即宋真宗)的政治礼物。同时也希望让王禹偁能够像效忠自己一样,效忠自己的儿子。

果不其然,至道三年(年)三月,太宗驾崩,真宗即位。四月,特授王禹偁尚书刑部郎中,十二月以刑部郎中复知制诰,再一次以火箭般的速度回归政治中心。

宋真宗赵恒,宋朝第三位皇帝

五、三贬黄州

王禹偁是一个颇有政治建设思想的官员,这一点在太宗、真宗两朝得到很大的体现。同样也是太宗多次召他回京任职的主要原因。在真宗即位之初,王禹偁上疏言五事:一曰谨边防,通盟好;二曰减冗兵,并冗吏;三曰艰难选举,使入官不滥;四曰沙汰僧尼,使疲民无耗;五曰亲大臣,远小人。

上疏言五事,事事击中朝廷要害,就二十多年后的范仲淹来看,这五事几乎就是“庆历新政”初期的实施规划,通过这五事进而演化出了范仲淹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。

范仲淹,字希文

真宗皇帝不是一个像其父辈一样杀伐决断的帝王,自幼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,即便是当了太子,依然是谨小慎微、如履薄冰。这也让真宗养成了优柔寡断、事必诏问的帝王性格。对于王禹偁而言,这样的帝王显然是无法庇护“直言犯上”的他。

真宗咸平二年(年)王禹偁预修《太祖实录》,直书其事。时宰相张齐贤、李沆不协,王禹偁议论轻重其间。进而引起宰相的不满,又遭谗谤,再次被贬出京城,至黄州。这次贬谪离京,王禹偁在也没有回到京城。

张齐贤,字师亮,北宋名臣李沆,字太初,北宋时期名相、诗人

六、其言昭昭,其行灼灼

此时的王禹偁已经走到了生命中的最后阶段,史书中关于他最后这一段的记载并不多。通过这一时期他的很多作品,我们却能够感受到王禹偁在弥留之际,其内心已不再纠结于一官半职,脱离了世俗的羁绊,也如同很多文人一样,山水之间自有去处。但是这些释然绝不是消极,更多的是如同后来苏轼一般的豁达。

王敏绘《王禹偁像》

对于和世俗抗争了一辈子的王禹偁而言,最后这段时日,也许他会回首自己坎坷而又凌厉的一生。如果也让他重新再选择一次,他还会选择如这般激昂慷慨的活着吗?在他临终之前所写的那篇《三黜赋》中,也许会有我们需要的答案。

“缄金人之口,复白圭之诗。细不宥兮过可补,思而行兮悔可追。慕康侯之昼接兮,苟无所施,徒锡马而胡为;効仲尼之日省兮,苟无所为,虽叹凤而奚悲!夫如是,屈于身兮不屈其道,任百谪而何亏?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,期终身以行之。”

我可以选择三缄其口,尸位素餐。倘若如此,皇上要我何用,天下要我何用。如此,我若因守正道即使贬谪百次,亦问心无愧,这条路,我要一直走下,直到终老。

咸平四年(年)冬,穷困交加的王禹偁卒于蕲州(今湖北蕲春),年四十八。

参考资料:《邵氏闻见后录》、《宋史·王禹偁传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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